書僮 H 的閱讀筆記 【「如實紀錄」之弊】

Say Nothing 這本書 （台譯《什麼也別說》），由美國調查報道記者兼作家 Patrick Radden Keefe 所寫，以人物故事貫穿七、八十年代的北愛爾蘭暴力抗爭史，細節都是真人真事，卻寫得驚悚懸疑，有如一本令人追看的小說。

此書甚具時代意義，特別有兩點值得一記。先說第一點：記者「如實紀錄」之弊。

記者天職，乃追求真相、如實紀錄，有什麼「弊」？有，因為真相會傷害人，可以好弊。

新聞是歷史的初稿，人人識講，也許無甚高論，但若能陳述事實，確實已是歷史一部分；特別是在歷史隨時被改寫的年代，價值連城。

故在某些環境、某種時代，當記者不能奮筆直書，往往退而求其次，先做個紀錄，把事實記下來，縱使暫不發表，留下原始資料，期待有日大白於天下，也功得無量。

不過，記錄很危險。花心力去記錄，乃因為有價值，有價值乃因為很多事情為時代所不容，有人要壟斷歷史的詮釋；或很多人寧願趨吉避凶不敢記錄不願記錄；知情者或當事人則因事情敏感而不願直說；又或事情涉及法律責任，留下紀錄等同留下罪證。結果，縱使看似簡單的「講出事實」，每一步都充滿困難與風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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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什麼也別說》(Say Nothing) 一書，講北愛共和軍七、八十年代對抗英國的武力鬥爭史，但最後大約有四分一篇幅，主軸竟然是一個徹底失敗的「留個紀錄」的 project，足以叫這時代以紀錄為己任的（前）記者引以為鑑。

書本開場引子以美國波士頓大學 John Burns 圖書館的「珍寶室」(treasure room) 一幕開始，這圖書館以收藏愛爾蘭珍稀文件及紀錄而聞名。有一天，兩人走進圖書館，要求查看文件，他們是來自北愛的警察⋯⋯

整本書後段，當北愛爾蘭的勇武抗爭者老去，回首前塵，大部分人覺得自己做了 condom，抗爭導致失去自由多時、身心受損，但新芬黨領袖選擇了政治妥協的進程，走議會路線；當年的暴力抗爭者被棄置一角，很多「名將」曾殺人放炸彈坐監絕食，名噪一時，一腔熱血到頭來理想幻滅、生活潦倒。

幾個人發起一個計劃，就是訪問這群曾經最勇武最投入的北愛爾蘭共和軍成員，留個紀錄。計劃中，這些訪問會一直保密，直到被訪者死後才公諸於世，保密程度甚至去到連這個計劃的存在都保守秘密。訪問錄音及文稿則保存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的 John Burns 圖書館。

高度保密，乃因眾多受訪者皆是暴力抗爭核心人物，他們的回憶涉及眾多矚目的私刑、擄劫、謀殺、暗殺等大案，他們年老時，願意表白，說明該等懸案背後的主事人、甚至自己殺人的過程。故這些訪問涉及刑事責任，縱使北愛現時已相對和平，但當年的案件沒有特赦，此等「罪行」政治上矚目亦涉多條人命，仍會被追究。

這群有心人，以一位前記者主導，為了令被訪者同意講述一生故事，又找了一位有博士銜頭的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一同做訪問，再加另外一些人組成小團隊，用了大約十年時間做訪問，目標人物已幾近完成，惟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死了。

他的秘密訪問，隨即被寫成故事，死了就可以公開嘛，但問題是，公開了，全世界人就知道有這樣一個計劃存在，而這位重要人物談到其他人的行為，包括刑事罪行及謀殺等行徑，你要先查證嗎，又如何查證？訪談中提到其他人，又要找他們確認核實嗎？若被提及的人不願意公開、不肯回話，還能繼續寫嗎？

問題是，當年的 consent 根本沒有說清楚，所謂「死後才公開」是指所有被訪者全死光了才公開，還是一個被訪者死了，其口述歷史就公開？當年的 consent 也沒講清楚，若涉其他人物應如何處理？照樣公開嗎？責任誰來負？

第一個被訪者的口述史公開後，引起連串問題；其他口述者紛紛被追訪，他們受到很大壓力；有些被訪者則自願把故事公開，種種細節又引起了英國警方注意，開始重新搜證。

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各種壓力下，遠在美國的波士頓大學 John Burns 圖書館，決定不堅持，屈服於英國警方的搜查令，交出部分文件。未必能怪責波士頓大學，因為這個計劃的參與人物皆不算學界中人，亦由於為了保密，計劃成員從未有同大學高層或歷史系教授打招呼，他們的運作方式，例如找了那位做過北愛共和軍成員的人去做訪問，又被認為不夠中立客觀不夠學術；初衷說是為後世及大學學生留下資料供研究，但外界想查看相關訪問資料又沒有辦法，操作亦有很多粗枝大葉之處，沒有大教授撐腰，圖書館選擇了「守法」，交出警方要的資料，記錄者遭指責違背承諾。

結果，這個計劃雖然留下了有用史料，Say Nothing 也引用了當中不少材料，非常細緻，但引發了眾多爭議及官司。如何才做得更好？「記錄者」又能否真的忍住不寫？如何建立一個有意義而負責任又守信用的資料庫，談何容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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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什麼也別說》另一有趣段落關於「無間道」、英國政府收編「間諜」的準則。

英國佬對付殖民地原住民經驗豐富，有一位鎮暴老手 Frank Kitson 來到愛爾蘭，他的經驗從打擊肯雅 Mau Mau 起義帶回來英倫。要收編間諜，他通常在被捕者中揀卒，因為在羈押期間有很多機會與異己分子問話相處，更容易明白其品性。Kitson 有他的揀卒原則，他會盡量避免接觸那些狂熱分子，因為要他們合作提供情報很難，可以省點時間；他會接觸那些因為 ‘social reason’ 而參加運動的，例如「朋友也參加」那些，另外有些人的性格追求冒險刺激感，也是收編的好對象；那些「貪玩」、喜歡拿著手槍的人則容易滿足，最易收編。

另一位警官 Campbell 則採取另一路徑，他認為所有人都可以收編，只要找到合適時間，就有機會觸動他們變節。例如有人談了 15 次都不願意，第 16 次時，有些事情發生了，他就願意。因為環境有變，也許是忽然與夥伴不咬弦，也許是突然需要錢銀周轉。因為參加運動的，多是低下階層的人，他們隨時失業，身無分文，又要養家，在他們最脆弱的時候，容易一擊即中。

這點很容易想像，坐了幾年監重投社會的人，必定遇上種種窒礙，不如意事一定多，錢更是沒有，這種人可以很脆弱。

但如果這些目標線人的生活環境沒有變呢？Campbell 等安全部門人員會嘗試主動改變目標人物的處境，例如，令他們失去工作？他們需要車輛生活，或可試試弄壞他的車？他們要錢應急，就會乖乖就範。Campbell 又發現，最有用的無間道，不必是關鍵人物，而是重要人物的身邊人，例如司機等。

楂搶人士要收風，為何做得如此漁翁撒網、路人皆知？書中亦有解釋理由，因為「收編」的舉動會在反抗者中製造互相猜忌，每個人都可能是間諜或線人，鬼影幢幢，容易促成內鬥內爆，瓦解凝聚力。

書僮 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