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What Should We Have Done?】（我們本應做些什麼？）

書僮 H 的閱讀（及觀影）筆記

把藤野知明的紀錄片《愛的家鎖》和譚蕙芸的書《家鎖》對讀，你一定會驚訝，相隔幾千公里，天底下竟有如此相似的悲劇。

一樣的四人中產家庭，父母一樣是知識分子，一樣有一對子女，長女（日本）與長子（香港）同樣於青春期發病，似同樣是學業問題，父母同樣不願承認，不願延醫診治，精神病人被留在家中，同樣三十年；一年又一年，一家人慢慢老去，最後，母親同樣腦退化、父親同樣中風，幸好，兩個故事同樣有一個相對「好」的結局，廿多年後兩位患者後終於接受治療後病情好轉，兩位都同樣喜歡做 V 字手勢 （！）。

驚人的相似說明了什麼？正如譚蕙芸在《愛的家鎖》映後談中說：這兩個家庭的事，絕非個別例子，而是東亞一種扭曲的家庭關係中存在的普遍現象。

往日是「家醜不外傳」，父母不願承認問題、或用了錯誤的方式去愛、一家人亦不會開心見誠解決問題。譚蕙芸說，是這種家庭的第二代，剛好有人掌握了表達工具，亦因忍受了幾十年，決心要「拿出來變成公共資產」。

日本紀錄片的香港譯名為《愛的家鎖》，原來亞洲電影節宣傳團隊中有人讀了《家鎖：華人家庭這個巨獸》，覺得故事驚人相似（簡直一樣），遂借用了《家鎖》的書名，並邀《家鎖》作者譚蕙芸映後談。

不過，書僮 H 感到，兩者的相似，不只在故事本身，而是兩位製作人的用心都很相似。紀錄片的英文名字叫 “What Should We Have Done?”，導演藤野知明在紀錄片開宗明義，言明全片並非要找出誰對誰錯，或是姐姐精神失常的原因，而是 What Should We Have Done? 我們本應做些什麼？

譚蕙芸曾在社交軟件透過翻譯工具與藤野知明交流，她在映後談引述藤野知明說，把家事公開是希望未來再不會發生這種事，這點亦同譚蕙芸的初衷一樣，從《家鎖》一書出版後，在香港社工界、醫護界、照顧者圈子引發的迴響可見，那些「家事」絕非只是一家人的事，社會確實要知道要正視。譚蕙芸亦補充，旁人難以明白，作為一家人裡一直旁觀悲劇而無能為力的一員，「一生都冇健康過」、來到適當時候，要公開道出這「恐怖的見證」，除了希望其他家庭要警惕，「也是要拯救自己」。

既然一樣，為何要看紀錄片版《愛的家鎖》，因為影像與聲音的衝擊更直接。片中一幕長鏡，記錄母親深夜三點悉心照顧女兒時，兩人呢喃的亂語與失控的尖叫，譚蕙芸形容，這是旁人難以理解的情境 —— 一個沒有吃藥的精神病患者與一個初發的腦退化老人之「幻覺交叉」，日復一日，不見止境，是可以如何令人抓狂，比《家鎖》的文字描繪，更直觀震撼、更不忍卒睹。紀錄片亦凝望著一家人年復一年的老去，添了白髮、失了活力，腰已彎、臉容呆滯，只覺歲月匆匆，不留情。

《愛的家鎖》紀錄片與《家鎖》一書尚有一相似之處，就是兩位紀錄者同時重視 ‘consent’ 的倫理問題，作品中全部是家人的私密事，縱使是家人，也要徵得他們同意才能書寫公開。譚蕙芸的《家鎖》有不少篇幅說明得到 consent 的過程與細節；藤野知明則留到最後一幕交代。

紀錄片最後，導演即幼子與坐在輪椅上垂垂老矣的老父對坐問答，在鏡頭前當面問紀錄片會公開，你是否同意。有些問題，藤野知明積壓心中數十年，亦終於直問：What Should We Have Done?

老父想了一會，答道：I did not fail. （英語字幕翻譯，大意。）

《愛的家鎖》紀錄片，正如譚蕙芸形容，很克制，很多表達較隱晦，導演沒有指摘父親、沒有埋怨任何人。近尾聲，在姐姐喪禮的一幕，父親發言的一段稱頌的話裡，仍然一句不提姐姐的病，認為她活了豐盛的一生。

到最後，老父沒有直接回應 What Should We Have Done。當女兒因為精神病患而父母不願承認不願她接受治療而耽誤了一生，老父的反思，更關心的是自己：我沒有做錯，我沒有失敗。I did not fail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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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幾句：《愛的家鎖》敍事方式較平實、克制，由於是亞洲電影節影片，紀錄片只有英文字幕，沒有中譯，部分觀眾可能看得略為吃力。書僮 H 倒覺得，相比而言，《家鎖》一書更有電影感，例如開幕一場，「鏡頭」從加拿大大屋車庫儲物架高處一個粗糙的木製貓箱開始，引出二十多年前一家人帶同一頭五歲靈動的貓展開新生活開始，然而這廿多年來，架上的東西卻塵封在那一年，沒有再動過⋯⋯又如臨尾一幕，哥哥一個人在燈光燦爛的展廳中，靜看掛在展版上自己的作品。看見那些場景，我心一直想，《家鎖》幾時會改篇搬上大銀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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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愛的家鎖》紀錄片，亞洲電影節選片，11月8日周六晚上7時半Premiere Elements 加開一場，請各位留意。藤野知明導演，日本 / 2023 / 102min / 日語對白，英文字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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