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法庭線》三周年專訪：茫茫大海中，航行了三個年頭的船
- 阿果
- 7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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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《法庭線》創立的第一天，陳婉婷 (Cat) 和陳信熙根本沒想過，三年後這間媒體是甚麼模樣，甚至連到時它是否仍健在，也預計不了。
這些年在香港辦媒體，死因可以有很多種。兩人都是個性謹慎的記者，自然把所有可能性通通預想一遍 — 香港人迴避新聞怎麼辦？讀者不願付錢點算好？拉人封舖怎應對？左思右想，還是決定在 2022 年的香港，創辦一個新聞媒體，心態很簡單：「計盡條數，最多咪玩一年囉。一年後如果蝕得很嚴重，這個社會實驗完成，大家各散東西去搵其他目標囉。」兩位創辦人異口同聲。
那時他們未知道，原來起步不是最困難，真正的考驗在後頭。
「你不會想到，原來出了海之後……」三年後，Cat 以船為喻，「船長有那麼多事情要兼顧。」另一「船長」信熙很認同：「那艘船已經離開碼頭，啟航了，我們怎樣穩定地繼續向前行，大海茫茫，要去哪裡？左還是右？東南西北，哪個方向？」
「壓力原來比我們想像中大。」
啟航之時
訪問約在《法庭線》辦公室進行。他們最初在沒有窗的工廈梗房起步，半年後搬進共享辦公室裡一個百餘呎房間，至少有窗，讓外面的陽光灑進來。雖然搬來已兩年半，房裡卻沒大變化，埋頭苦幹的仍是那幾張面孔，每日工時還是一樣長，倒是 Cat 和信熙座位旁邊的白牆，除了一搬來已掛起的鯨魚圖、「不畏強權 如實報道」的書法畫，近年還貼上了《法庭線》首次出書的廣告傳單，以及一張羅列「47 人案」被告資料的 A3 表格。
成立三周年當日，他們沒在社交媒體出 post 慶祝，只是默默地繼續刊出報道，一如《法庭線》營運的第一天。
2022 年 5 月 15 日晚上十時，Cat 和信熙待在電腦前面，像發射火箭般，準備公布《法庭線》面世的消息。三、二、一，按掣。帖文沒用上「創刊辭」一類字眼，只簡單宣布媒體翌日正式運作，另附有八秒短片，表明「身在現場 見證記錄」，就這樣簡單。
對於外界迴響，兩人最初沒太大信心，信熙想着：「買份報紙十蚊，現在只抽中間那張法庭版出來賣喎，有無人會付錢看？」他計算過，創刊初期，如讀者反應未如理想，訂戶不足的話，或許連營運半年都有困難。幸好外界反應遠比預期中熱烈。「一傳十，十傳百… 這個 post 可能是我們創辦以來數一數二最多人讚好的一個。」Cat 回想，這些年很多人說不想再看新聞，「但那一晚網上的反應，令我覺得似乎還有很多人關心，或者覺得，香港需要有一個法庭新聞的媒體。」
《法庭線》資源有限，不計每天留守 office 的兩位編輯、美術設計師，前線記者最初只有四人，但要「填補法庭報道的空白」，定要盡量覆蓋各個法庭，怎麼辦？創刊階段，年輕同事們一日跑幾間法庭，個個每天交回三、四篇稿，不為跑數，只求讀者認識這家新媒體。「他們好搏命，覺得《法庭線》剛剛出來，當然要做多一點，讓人看得見。」Cat 說，「大家都滿腔熱誠，去想怎樣去製造這艘船。」
船的進化
三年過去，這艘船未有進化成豪華郵輪，卻至少在基本結構以上，增添了不同部件。
早於創刊時，兩創辦人已構思，在日常報道以外作不同形式嘗試，只是人手不足以應付，「前線同事已日日在法庭跑，你還要他交完 daily 之後，再花時間做專題報道，不是不行……但花的時間長很多，亦都辛苦。」是後來增聘了記者，人手稍為鬆動，才可處理一些沒那麼即時的文章，例如人物專訪、數據統計、判詞分析。
信熙舉例解釋：「郭偉健法官就羊村案寫的判詞那麼長，平時法庭新聞報道只有幾百字，是否足夠向讀者反映，其實發生什麼事？究竟法官在想什麼？那些法律原則，（媒體）是否可以多說一點？」說到底，「在法庭忠實記錄和報道」是《法庭線》宗旨，但兩人也反覆思考，讀者真正需要的，其實是什麼形式的記錄與報道。
困擾兩人的其中一道難題是，有時即使做了好的「故仔」，也未必能夠觸及讀者。這個年頭很少人直接瀏覽網站，作為網媒，《法庭線》自然倚賴社交媒體推送報道，偏偏演算法愈來愈不利新聞內容。以 Facebook 為例，《法庭線》早期報道動輒獲過千讚好， 如今數字不時跌至區區幾十，Cat 也不解：「有時會想，其實還有多少人在看這篇報道？究竟人們對這單新聞沒有興趣，還是根本去不到他們面前？而我不覺得那些只有幾十個 like 的新聞不重要，所以就要想想中間出現什麼問題。」
因為演算法的障礙，也因應讀者分散的口味與習慣，他們思考以不同形式「說好法庭故事」，嘗試錄 podcast、拍短片、做直播，去年還將「法律 101」專欄輯錄成《公民司法認知》一書，於 Spotify、YouTube、書店接觸到新的讀者群體。信熙坦言沒有成功方程式：「其實都是摸著石頭過河，無論是媒體怎樣生存，怎樣回應社會發生的事，以至如何迎合讀者需要……我們每一刻都在想怎樣做。」
如果大海變了樣
法庭新聞的迴響不若以往，可以歸咎於社交媒體的限制，但也可能因為香港的「海域」確實出現變化。
前幾年法庭新聞備受關注，一大原因是不少案件與社會運動相關，亦有很多普羅市民認識的人物牽涉其中，如理大衝突、元朗 7.21、47 人案，大眾記憶鮮明，對審訊過程及裁決結果自然着緊。然而如今已是 2025 年，撇除少數上訴或延誤的個案，大部分社運案件審得七七八八，跟兩三年前高峰期法院連星期六早上都要開庭處理暴動案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「變相社運的新聞客觀上真的少了，如果有些讀者是想看這類報道，會不會因為這樣不再訂閱支持，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問題。」信熙說。
有些涉及公眾人物的案件，即使曾經哄動一時，但審訊過程漫長、內容看似重覆，讀者亦未必有興趣每日緊貼。信熙想起《蘋果日報》案，「你想想，《蘋果》最後一天印了一百萬份，應該是許多人親身經歷的事……」但到黎智英出庭作供，談及報社內部日常運作，報道刊出後的迴響，卻沒想像中那麼大。Cat 直言，這不單是他們要解決的困境：「很多人說不想再看新聞，有種政治冷感，這是全行都要面對的問題，只不過對於一些收入主要靠讀者支持的媒體，影響就最直接。如果他不關心，不覺得要訂閱，你的媒體就支撐不了。」
香港人又回到不理會公共事務，只顧吃喝玩樂的日子嗎？近年網上常見這說法，但信熙從《法庭線》網站瀏覽量窺見故事的另一面：「比起我們剛成立時，數字其實穩定地上升，當然總數不是很多。所以會不會有種可能是 — 現在的社會氣氛，令大家不想在社交媒體上分享，連畀 reaction 都很抑制？反而私下才安心地分享、討論？」他保持一貫謹慎的語調：「熱情可能是減退了，但減了多少、實質變化是怎樣？我覺得我們掌握不了。」
何況就算社運案件減少，還有很多事情在法庭內外發生。Cat 一口氣數了幾單他們眼中很重要的案件，如南丫海難死因研訊、涉及囚權、同志平權的司法覆核申請：「我們實在看到很多案件，本身可能不太吸睛、較少人留意，但反而更想花多一點氣力和精神，將這些事件報道給讀者知道。」
她又引述劉進圖為他們上一本書撰寫的推薦序，指出法律從來都是香港社會重要部分，法庭新聞也不是這幾年才變得重要 — 1991 年的《人權法》、1997 年的《基本法》，都為香港司法制度帶來不同衝擊，近年備受關注的還有《國安法》及 23 條。「《國安法》跟香港本地法律怎樣銜接或應用，影響到什麼？老實說，我覺得還有很多事情可能發生。這個過程有一段時間還未完結。」信熙補充。
在這個「船長」眼中，就算以後海上沒那麼多受關注的大事件，不代表船的任務終結。
「當記者採訪完一宗案件，可能覺得已盡力、最美好的仗我已打過，但對香港來說不是。你看看還有一班律師在法庭裡面，一字一句盡量辯論，過程中法庭又會否接受？簡單來說，我覺得我們的記錄未完。我們的歷史任務還未完。」
船與船之間
《法庭線》成立前，Cat 和信熙曾經把各大傳媒刊出的法庭新聞，跟當天的審訊表作對比，結果發現，大部分案件雖然有被報道，但刊出時間較慢，篇幅也較簡短，他們得出結論：如果把法庭新聞做得更詳細清晰，應該有市場需求。
三年來，《法庭線》前線記者團隊最高峰時期有六人，看似不多，卻是全行數一數二。反觀其他傳媒的法庭組，據了解近年部分 head count 維持不變，但亦有機構減至只餘一兩人。這樣問題來了，由於法庭審訊跟其他新聞有別，它沒有直播、不准錄影，事後亦不設記者會，當記者人數減少，有些新聞碎片或許就會消失於茫茫大海裡。
今年 3 月就有一宗廣受注目的法庭新聞，陪審團一致裁定強姦案被告無罪，引起公眾嘩然。《法庭線》報道只簡單敘述控方於開案陳詞的指控，及陪審團裁決結果，留言區一片質疑聲音：「點解記者沒有報道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及法官的判詞」、「我只想知道原因，呢個報道令人失望。」
Cat 事後撰寫編輯室手記向讀者解釋，其實不少傳媒在開案當日都有報道，但隨着審訊進行，到事主、被告作供，繼續報道案件的媒體愈來愈少，到控、辯結案陳詞及法官引導當天，甚至未見任何相關報道。至於《法庭線》記者去哪兒了？同期進行的審訊包括黎智英案、反恐條例第二案，還有支聯會拒交資料案終審裁決、陳虹秀 8.31 暴動案裁決等，她形容每日決定派人手到哪裡聽審，其實等同思考「5 個蓋如何冚 10 個煲」，「取捨過程難免會『犧牲』了部分案件。」
這件事多少反映《法庭線》運作的局限。在法庭記錄固然重要，但資源有限，分身不暇，除了取捨別無他法。他們每日安排「菜單」時，除了思考案件是否重要、公眾有多關注，有時還要宏觀一點，想想其他媒體的取態：「有些案件你覺得人人都會做，少你一個媒體也無妨；但有些案件如果你不報道，其他人也不會做了。」Cat 說。
說到底，公眾能否得悉重要新聞，從來不止是一艘船、一間媒體的工作，而是整片大海、整個新聞行業的事。
明浪與暗湧
《法庭線》於 2022 年創立，此前一年香港多間媒體相繼停業，多人被捕下監。大風大浪，足以把每一艘船吞進大海深處。
因此起航之時，兩個船長經常衡量「翻船」風險。信熙憶述當時心境：「限制很大，不確定性很大，怎樣在短時間內讓人知道我們想做什麼，又怎樣迴避那看不見的『紅線』？」三年過去，明浪暗湧雖然從未停止，但他至少學會如何與風險相處並存，「心裡想着，不要超過某條線，又或是做決定前，自己要想好怎樣解釋。」
見慣了風浪，他們慢慢發現，船長要駛好一艘船，除了起初最憂慮的收支平衡、政治風險，還要顧無數或大或小的事 — 比如說，如何接觸讀者？怎樣與團隊成員有效溝通？是否有需要調整編採方針？信熙苦笑回想：「以前很幸福，只需要想怎樣做好新聞、怎樣採訪，頂多想到故仔要怎樣『出街』。」
Cat 有同感：「現在卻是做完一單新聞，明天、後天要想第二單、第三單怎樣做，然後眨下眼又三周年，眨下眼又年尾…」團隊又要開始構思出書、整 product，呼籲讀者訂閱支持，「這些事情不會完，而且有很多範疇對我來說，都是全新的。」
自從 2021 年起多間香港媒體倒下，不少記者相繼成立小型媒體，留守現場，持續記錄。小媒體誕生初期就像蜜月期，船上眾人總有燒不完的熱情，船下公眾既因好奇而注視，對這些舢舨、小艇的作品亦總比較包容。但隨着日子過去，風繼續吹，船尚未翻，一眾小媒體不能單靠熱情發電，還要深耕細作 — 對外要評估形勢，聯繫讀者，做好作品，對內還要搞好行政，鞏固團隊，平衡生活……對很多以前只需專注做好新聞的「船長」來說，這些才是真正考驗。
Cat 工作出名瞓身，但以前工時再長，下班後總有個人興趣，比如唱歌、跑步，這三年卻試過真正 burnt out，「有段時間回到家裡，就這樣躺着，甚麼都不想做。無論是公事，或是我本身有其他事要做，但就是不想動。」當時不發現，事後回想才覺不對路，「我做了十幾廿年嘢，從沒試過這樣不在狀態。」明顯超出身體上的疲憊，而是心也累到不行。「有時很多事情我真的不懂，我又會給自己壓力，覺得很廢…」她罕有流露情緒：「幾件事加起來，中間有段時間真的有些吃力，連自己也覺得，這樣的狀態下去，怎可以繼續健康地營運呢？」
小媒體要生存不是易事，身心俱疲也難以完全解決，很多船長只能在來回拉扯的狀態下，繼續掌舵。工作上的使命感，成了不少媒體在艱難環境走下去的其中一種動力。像信熙，有時在船尾回望海面的軌跡就覺得，即使有些未盡記者責任的時刻，團隊畢竟留下很多事後翻看仍覺自豪的報道：「去到有些歷史時刻發生，我覺得我們整條船的人，可以出的力量都出了……我們好努力地留下了記錄，留下了我們覺得重要的東西。」
讀者的支持，也是船航行下去的燃料。兩人經常形容《法庭線》是一場社會實驗 — 究竟一個專門報道法庭新聞的小媒體，在香港有沒有生存空間？三年過後，實驗當然未完，他們倒有種幸福的發現：原來還有很多人願意關心法庭四幅牆裡面發生的事，甚至不遺餘力地支持。
「法庭新聞不是那麼貼身的東西，當你關心一個人在法庭裡面受的遭遇，本身是一件很高尚的事。」信熙說：「我們始終相信，社會上仍有相當多不止關心自己，還會看社會整體的人。說到底，他們是我們撐到最後的原因。」
採訪｜阿果
攝影｜Nasha Ch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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